成都的安逸是种慢性毒药，我坐在玉林路那家串串店里，看着红油在九宫格里翻滚，脑子里却在算这个月团队的人均产出又掉了百分之十二。
隔壁桌几个年轻人举着啤酒喊“巴适得板”，我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后端程序员发来的微信：“Flovico，服务器又挂了，客户在群里骂。” 我回了个“马上处理”，把毛肚塞进嘴里，辣得眼眶发烫。这就是我的成都生活，一半是火锅的滚烫，一半是交付火坑的灼烧。他们都说来了成都就不想走，可我这三年，每天醒来想的都是怎么“走”得更快——流量怎么跑，转化率怎么提，团队这摊子事怎么才能不散架。
上个月在软件园C区租了第二个办公室，一百二十平，月租两万二。签合同那天我以为自己终于像个“老板”了，结果第二天就发现设计组长偷偷在招聘网站更新了简历。我把他叫到会议室，他低着头说：“Flovico，你给的KPI我完不成，每天加班到十点，我妈在老家住院我都回不去。” 我张了张嘴，最后说：“这个月绩效我给你打A，先回去看看阿姨。” 转身就在楼梯间抽了半包烟。管理这玩意儿，比爬虫反爬的SSL证书还难搞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个环节会突然崩掉。
昨天见了个投资人，在太古里%Arabica，他跷着二郎腿说：“你们这个模式太重了，全是人力堆出来的，没有技术壁垒。” 我讲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矩阵、讲私域流量闭环、讲Axure画的原型客户都说专业。他抿了口咖啡：“这些我投的另一个团队三个月就能复制。Flovico，你得有别人抄不动的东西。” 我笑着送他上车，转头就把方案书扔进了垃圾桶。抄不动？我现在连自己都快扛不动了。
团队十五个人，每月固定开支二十万。上个月接了个政务小程序项目，甲方改了七次需求，最后说“还是第一版最好”，但合同里没写需求冻结条款。项目经理在周会上崩溃大哭，我只好自己熬夜重做。凌晨四点走出办公楼，街上还有卖炒河粉的摊子，我要了份加辣，蹲在马路牙子上吃。辣味冲上来的时候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带团队？那种对失控的恐惧，比当年一个人写爬虫被封IP时还要强烈十倍。
可我又停不下来。上周大学同学聚会，在宽窄巷子吃火锅，他们聊房贷、聊孩子上幼儿园，问我：“你现在公司做大了，该轻松了吧？” 我灌了杯啤酒说“还行”。其实心里在咆哮：轻松个屁，我现在连体检报告都不敢看，脂肪肝、心律不齐，医生说我压力太大。但这话不能说，说了就像在炫耀。有时候我真羡慕他们能为一顿火锅开心整晚，而我呢，锅里的毛肚老了三十秒，我都能联想到项目交付延迟的违约金。
昨天下午我特意去了趟人民公园，坐在鹤鸣茶社点了杯竹叶青。掏了三十块钱看采耳师傅在我耳边敲音叉，叮——的声音像某种警报。旁边退休大爷在摆龙门阵，说“年轻人不要那么拼嘛”。我笑着点头，手机屏幕亮着：三个未接来电，客户群@了我八次，还有一封银行还款提醒的邮件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我这种人，注定无法享受平庸。安逸是别人的成都，我的成都，是九宫格底下那团永远烧着的火。
结账时老板娘用四川话夸我：“帅哥生意做得好哦。” 我扫码付款，备注栏自动跳出“公司团建费用”。走出门，六月的闷热空气糊在脸上，手机又震了——是HR发来的消息：“新来的运营专员要离职，说工资太低。” 我站在路边回消息，汗从额头流进眼睛，涩得发疼。回完抬起头，看见对面火锅店的霓虹招牌在夜色里一跳一跳的，像心跳监护仪上不稳定的曲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