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的火锅店，红油还在翻滚，隔壁桌的划拳声像钝刀子割着我的太阳穴。2016年我在北京地下室写爬虫脚本的时候，做梦都想拥有现在这家“公司”——十来个员工，每个月几十万流水，听起来像那么回事。但当时我只需要对付反爬虫的IP封锁和DOM树解析，现在我得对付人心。
上个月技术主管老王跟我提离职，理由是“身体扛不住”。我看着他发来的体检报告，脂肪肝加心律不齐，跟我抽屉里那份一模一样。我给他加了五千块工资，他留下了，但我知道问题没解决。就像这锅底，加了水暂时不糊，但味道已经淡了。2016年我通宵抓取电商数据，被平台封了三百个IP地址，那种痛苦是清晰的，重启代理池、修改User-Agent、降低请求频率，每个动作都有即时反馈。现在呢？我盯着公司群里的已读不回，不知道哪个环节会突然崩掉。上周有个实习生因为我把他的Axure原型改得太丑，直接摔了键盘走人，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——三年前我自己就是那个摔键盘的人。
房东下午又打电话催下半年的租金，涨幅百分之二十。我算了一下，这个单子如果按客户最新改的第七版需求来交付，毛利刚好够付房租。客户在微信上说“再加个小功能，很快的”，这句话我2016年也常对别人说，现在才知道“很快的”三个字背后是哪个倒霉蛋要熬到凌晨三点。团队扩张到十五人之后，我每天的工作从写代码变成了开例会、审合同、算社保公积金。上个季度我们营收破了百万，但我个人账户里的钱比2017年单干时还少。财务把报表推过来，密密麻麻的数字里，工资成本、办公成本、营销成本像火锅里的辣椒，看着红火，吃下去烧心。
隔壁桌开始唱生日歌，一群年轻人围着蛋糕笑。我想起2016年冬天，我在西二旗出租屋里调试微信小程序的后台接口，暖气片漏水把主机箱泡了，我抱着机箱去楼下网吧继续写代码。那时候焦虑是具体的，是“这个wx.login的code怎么换不到正确session_key”，是“云函数部署又超时了”。现在的焦虑是弥散的，像火锅店里的油烟，粘在头发和衣服上，洗都洗不掉。昨天技术部提交的周报里，我看到了三处低级bug，是刚毕业那个小孩犯的。我没骂人，反而让项目经理请他们喝了奶茶。我知道骂人解决不了问题，2016年的我会摔鼠标，2019年的我只会在深夜火锅店多要两瓶啤酒。
如果规模不能带来自由，那规模就是最大的枷锁。这句话我现在才嚼出味道。签下现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终于像个老板了。现在每次走进玻璃门，都觉得那串钥匙特别沉。上个月接了个政府项目，对方领导说“你们公司规模还是小了点”，我陪着笑说正在扩编。转身就在电梯里把领带扯松了——2016年我根本不用穿衬衫，一件帽衫闯天下，客户看中的是我两小时破解他们API限速方案的能力，不是我有几张办公桌。
服务员过来问要不要加汤，我摇摇头。锅里还有半盘毛肚没吃完，但已经煮老了，嚼起来像橡皮。这很像我现在做的很多事，明明知道过了火候，还得硬吞下去。2016年的那个自己，应该正坐在某间更破的屋子里，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日志输出，为抓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包兴奋得拍桌子。他不会想到三年后，他会在成都的火锅店里，用手机计算器反复核算下个月工资能不能准时发。
结账的时候老板娘说可以开发票，我摆摆手说不用。走出门，夏天的热风混着火锅味扑过来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客户发的：“明天上午十点临时加个会议，讨论新增需求。”我站在路边打了辆车，司机问去哪，我说先开着吧。车在高架上跑，两边的灯光连成线，我想起2016年爬虫脚本跑通的那一刻，终端里刷新的那些绿色字符，比现在窗外所有的霓虹灯都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