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永浩直播带货这事儿，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小时，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：那个在鸟巢开发布会、砸西门子冰箱、做TNT工作站的人，现在对着镜头卖小龙虾和剃须刀。这他妈不就是我这两年的缩影吗？从一个人死磕代码的极客，变成带着十几号人追着客户屁股后面要尾款的包工头，最后发现，所谓“做大做强”就是个让你失去快乐和效率的陷阱。
2019年初我膨胀了。接了几个政府外包的单子，流水账上数字挺好看，立马租了写字楼，招了五个开发两个UI一个产品助理。我以为自己从“手艺人”升级成了“企业家”，结果第一个月就崩了。早上九点开晨会，我像个傻逼一样在白板前讲“我们要有互联网思维”，底下的人眼神涣散。下午三点，后端跟我说Redis缓存穿透问题搞不定，前端在纠结是用Ant Design还是Element UI，UI姑娘因为我把她的海报主色调从“高级灰”改成“商务蓝”差点哭出来。我他妈自己还有三个项目的原型没画，客户的催命电话每隔一小时响一次。那段时间我抽烟抽得肺疼，晚上躺床上算这个月工资社保办公室租金，发现利润还不如我一个人干的时候多。所谓的“团队协作”，就是把我的时间切成碎片，去填平沟通的鸿沟和能力的参差。
效率崩了，快乐也没了。以前一个人搞定一个爬虫项目，看着数据哗啦啦流进数据库，那种心流体验比什么都爽。现在呢？爽感来自催财务开发票终于没开错，来自甲方爸爸终于把验收签字了。我发现自己最核心的技能不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敬酒、扯皮、画饼和安抚情绪。去年底接了个文旅局的H5项目，要求能微信一键登录、LBS打卡、生成带景区logo的海报分享。就这点功能，内部评审开了三次会，开发估了两周，最后上线前一夜还在改分享海报的边框像素。我站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程序员油腻的头发和UI姑娘桌上的褪黑素，突然觉得特别没劲。我追求的“产品”变成了“项目”，我热爱的“构建”沦为了“交付”。
疫情来了，所有“项目”瞬间冻结。我反而松了口气。三月份把办公室退了，团队就地解散，只留了一个最能打的全栈兄弟远程协作。账上的钱够活一阵子。我重新坐回家里那张人体工学椅上，打开熟悉的编辑器。第一个接的活儿是个体健身房老板的需求，他想做个微信小程序，让会员能自主约课、看教练排期、买蛋白粉。没有立项会，没有需求评审，我和老板打了半小时电话，用Axure半小时拉了原型，直接开工。三天后，demo发过去，老板微信回了一串大拇指。那一刻的快乐，是真实的。虽然钱不多，但我知道每一行代码、每一个交互都是直接作用于最终结果，没有损耗。
所以看到老罗在抖音里略显笨拙地介绍商品，我一点也不觉得悲哀。什么理想主义，什么工匠精神，在生存和效率面前，都得让路。他可能再也做不出颠覆性的手机了，但他找到了一个流量效率最高、变现路径最短的方式，把“罗永浩”这个IP直接兑换成销售额。这很商人，也很真实。就像我，可能再也无法吹嘘自己管理着多少人的团队，但至少今晚，我能一个人安静地写完这个小程序的后台管理模块，然后十一点前上床睡觉。明天早上，我可以去健身房练腿，而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听那些永远无法落地的“战略规划”。
极客的终点不一定是改变世界，流量推销员的起点也不一定是堕落。无非是在某个时间点，你算清楚了一笔账：是用自己的影响力、技能和时间，去换最高效的回报，还是为了一个虚幻的“格局”和“规模”，把自己填进无休止的内耗里。老罗算清楚了，我好像也算清楚了。
